自主的人生

選擇，為什麼對人如此重要？很簡單，因為我們想做自己的主人，並由自已去譜寫自己的人生。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那些所謂精英並非真正的精英，也不在於我的選擇必然最好，而在於我的生命屬於我，我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斷，因此可以作出理性選擇並為之負責。選擇自己想走的路，活出自己的人生，是現代人最深的渴求。要滿足這種渴求，我們就必須有權為自己做決定。家長制最大的惡，在於它貶低和否定了人的自主性。

對自主的重視，體現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我們要求自由選擇自己的職業、婚姻、信仰和人生道路，甚至自己喜歡的政黨和政府。我們也發覺，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總是較他人更加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即使我們有時錯了，只要有自由，我們仍然可以修改甚至放棄原來的決定。人總是在一次又一次選擇中學習，學習作出好的和對的決定。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僅在乎結果，也在乎選擇本身。選擇的過程，其實就是在實現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並讓自己真切感受到，自己有能力去建構、追求和實現自己的人生計劃，並且為自己的生命賦予意義。

這是一種自由人的意識。我們這種意識愈強，就愈不接受別人强加其意志於我們身上，愈不接受極權專制，愈加相信自己有權利去參與和決定關乎公益的公共事務。它們的合理性，直接源於我們對生命、對世界和對歷史的真實感受及理性認知。人的尊嚴基於此，自由和民主之所以可貴，其理也在此。

周保松：<自由的價值>，《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頁41-47。

為什麼基本自由如此重要？

首先，有的自由是和人的生存狀態密切相關的，例如人身自由。試想像，如果有這樣一個國度，個體隨時會因政治觀點不同而被恐嚇被拘禁被奴役，隨時因宗教信仰不同而被羞辱被歧視被消失，那麼人就活在一個完全沒有安全感和沒有尊嚴的境況。沒有人可以為這些行為辯護，因為它們都是對個體直接的傷害，是客觀的惡。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是所有政治理論的共同底線，無關派別。沒有這條底線，人類就活在黑暗當中。

再談信仰和思想自由。或許有人說，既然明知掌權者不喜歡你有異於正統的政治觀和宗教觀，那你何必爭這些自由？何不從這些領域撤退，然後享受那吃喝玩樂的自由？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領域對作為人類的我們而言不可或缺。如果從信仰撤退，即意味著將生之意義，死之歸宿、靈魂之安頓這些根本的人生問題從我們的生命切割出去；如果從政治撤退，即意味著我們放棄做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政治動物，不再通過參與公共事務實踐人之為人最值得珍惜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如果從思想撤退，即意味著我們放棄獨立思考。

這些領域絕非可有可無，因為人只能在這些活動中實現自己。人的生命像一棵樹，要長得健康茁壯，能力、情感、信念就必須在不同領域得到充分開展實現，並在過程中建立自我，獲得認同，並看到生命的種種可能。一個從來沒有機會參與政治的人，將永遠無法體會什麼是集體自治，永遠不會意識到加諸其身的種種枷鎖絕非自有永有和不可改變。一個從來沒有機會獻身信仰的人，也很難在吃喝拉撒之外體悟到生命神聖敬畏的一面。愈多有助人類能力發展的領域受到限制，人就活得愈不完整。

這種缺失，不僅僅是對某一個體的傷害，而是對整個政治社群的傷害。因為當這些重要領域的大門一一關上，活在其中的人，久而久之，就會以為這些領域根本不存在，更加無從想像自己有實現這些活動的能力。難道不是這樣嗎？二千年來活在皇權統治下的國人，無論多聰明，就幾乎從來沒有人想像過，那個叫「皇帝」的統治者，其實可以由我們來選並由我們來換。更悲哀的是，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機會選，也就難以理解那種自由對我們到底有多大意義。我們甚至尋找種種理由說服自己，那些自由根本不屬於我們或根本不值得追求。我們遂活在一個不完整的世界卻以為過得很好。

周保松：<自由的價值>，《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頁41-47。

活在一起

平等尊重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好。在這樣的道德關係中，我們尊重他人，同時得到他人相同的尊重。這份對等的尊重，不是建基於權力和金錢，不是建基於種種外在競爭，而是建基於我們共享的道德人格和公民身份。在這份平等尊重下建立起來的社會，我們會感受到一份踏實而不假外求的做人的尊嚴。這份尊嚴感，對我們每個人都無比重要，同時讓我們深切體會到，在最深的道德意義上，我們「活在一起」。

活在一起，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抺平所有差異，也不意味著我們喪失各自的獨立性，而是意味著我們活在同一個道德社群，願意肯定彼此的道德人格，並願意以一種平等相待的方式一起生活，並分擔彼此的命運。我相信這樣的公共生活，對每個人都是重要的好。

周保松：<要求正義的權利>，《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頁29-38。

獨裁之惡

獨裁之惡，是它將政治從我們的生活中異化出去，成為支配我們卻又與我們無關的外物，並使得我們整個生命失去公共性的一面。我們在這個世界吃喝玩樂生老病死，但這個世界卻不屬於我們，並時時刻刻受到有形無形的權力宰制。

久而久之，我們或會漸漸忘記，沒有公共生活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我們遂對權力漠然，對苦難漠然，對惡本身漠然。

但這是制度帶來的惡果，而非人本來應該有的狀態。作為政治社群平等的一員，我們理應活在政治之中而非之外。而要打破這樣的困局，我們每個人必須在道德上較真，不犬儒不冷漠，相信公共議題皆有對錯好壞可言，並努力運用實踐理性去尋找答案。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需要一種較真的政治。愈較真，我們愈能看到道德在公共生活中的份量和力量，愈能恢復我們生命真實良善的一面。

周保松：<較真的政治>，《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頁11-17。

建立公平社會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發展過程中，卻也造成很大的社會不公，一些低下階層未能從中獲益，貧富懸殊問題更是日益加劇。經濟的不平等，帶來機會的不平等，帶來階級分化，帶來形形色色的對弱者的宰割，一些公民不能享有最基本的教育、醫療和退休保障，活在貧困邊緣。羅爾斯的差異原則告訴我們，如果我們真的重視人人平等，真的重視社會正義，那麼社會發展的目標，不應該只是讓一部分人富起來，而是所有人都能從中獲益，包括社會中最弱勢的階層，這是一個值得我們追求的目標。

周保松(2010)，《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北京：三聯，頁77。

道德人的兩種能力

羅爾斯認為，道德平等的基礎，是由於我們最低限度地擁有兩種能力，因而被視為道德人(moral person) ，並由此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他說：

「道德人有兩個主要特點：第一是他們能夠擁有(也被設想為擁有)一種關於他們人生觀(conception of good)(表現為一個理性的生活計劃)的能力，第二是他們能夠擁有(也被設想為獲得)一種正義感的能力，即至少在最低程度上，能夠在一般情況下有效地應用及依從正義原則行事。我們用原初狀態中對人的描述，勾勒出將被選擇的正義原則所應用的對象……於是我們看到，這種道德人格的能力，是配享得平等正義的資格的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being entitled to equal justice)。」(TJ, 505/422 rev.)

具體點說，第一種能力，是指一種形成、修改及理性地追求不同人生觀的能力，只有擁有這種能力，人才可以自主地選擇自己的人生計劃，過自己認為值得過的生活。第二種能力是指能夠了解、應用並依正義原則行事的能力。這種能力令我們可以作出自主的道德判斷，參與訂立及自願接受正義原則的規範。羅爾斯認為，作為經驗事實，絶大部分人在正常環境下，成長到某一階段，自然擁有這兩種能力。更重要的是，雖然發展這兩種能力的程度，人人各有不同，卻不妨礙人們作為平等的道德人的資格，因為關鍵是人們具有作為道德人的潛能，而不是該潛能實現的程度。”一個擁有這種能力的人，無論其能力是否已經得到發展，都能得到正義原則的徹底保護。”(TJ, 509/445-446 rev.) 因此，雖然人們存在著種種先天和後天的差異，但就作為理性能動者()，可以自主地形構人生計劃和服從道德原則的能力這點而言，我們是平等的。

周保松(2010)，《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北京：三聯，頁40-41。

自由主義 Liberalism

自由主義有不同流派，而我認為，羅爾斯所代表的左翼自由主義傳統提供的正義社會圖像，值得我們認真對待。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個傳統將自由和平等作為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並以此為基礎建構公正的社會制度。我相信，人們對自由平等可以有不同詮釋；但我不相信，公然反對自由平等的理論和制度，可以有道德正當性，並能贏得人民的支持……

……自由主義最根本的理念，是將人理解為自由人，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並願意在一起進行公平的社會合作，從而確保每個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足夠的社會資源，去好好追求和實現自己的美好人生。這是自由主義的出發點。這個理念看似平平無奇，背後卻反映自由主義獨特的政治理想：

……首先，自由主義認為政治和道德密不可分。政治生活的最高目的，不是權力鬥爭，不是區分敵我，不是人壓迫人，而是根據正義原則建立一個道德社群，保障人的基本權利，實現人的根本利益，並令得政治權力的行使具有正當性……

……第二，自由主義是以個體為本的政治哲學。自由主義先將人理解為獨立自主，擁有反思意識和價值意識，並有自己人生計劃的個體，然後從個體的視角，追問怎樣的政治秩序才能合理地保障和促進人的根本利益……

……第三，既然自由主義將人理解為可作獨立思考和理性判斷的自主個體，那麼它一定要容許和尊重人們的思想和行動自由。自由的重要，不僅在於人有選擇的能力，也在於人的多元性。……

……第四，自由主義堅持人人平等。所謂平等，是指就每個公民作為獨立自主的自由人這一身分而言，每個人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

註:

“Liberalism”譯為”左翼自由主義”，以便和”放任自由主義”或”右翼自由主義”(Liberitarianism)，又或”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作出區分。在歐洲，Liberalism的政治主張，較為接近”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 的立場。不過，這些政治光譜的劃分，很易遭過度簡化和誤讀，因為在不同文化不同語境下，所謂左右之分常有不同指涉，而持有相近政治立場的思想家，對於立場背後的理由，亦可能差別很大。讀者如欲評價某位哲學家的觀點，最好是先閱讀原典，準確了解他的論証，然後才下判斷，否則會很易因為哲學標簽而簡化問題。(周保松，頁006註2)

周保松(2010)，<結語：什麼是自由主義>，載於《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北京：三聯，230-237頁。

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顯然是個道德理想。它肯定人是自由平等的個體，並在此基礎上尋求公平的社會合作。在制度安排上，它有以下含意：

一) 它以個體為本，相信個體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享有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權利。這些權利受到憲法保護，並具有最高的優先性。

二) 它重視平等，認為不管人在能力、性別、種族、階級和信仰方面有多大差異，每個公民都有相同的道德價值，並應在社會合作中受到公平對待。

三) 它贊成憲政民主，因為憲政可以保障個人權利，民主可以體現政治平等。

四) 它反對毫無規管的巿場資本主義，因為這會導致貧富懸殊，窒碍公民有效發展他們自由人的能力，並損害政治平等和社會平等。

五) 它肯定個人自主，尊重多元，重視公民美德的培養，並希望公民成為正義感、具批判性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道德人。

……這是一個值得追求的政治理想，因為它承載和體現了自由和平等這兩個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

 周保松(2010)，《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北京：三聯，自序005頁。 序(全文) pdf